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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节 糊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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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政大臣遏必隆和川陕总督李国英,论起打仗来他们两个人都比祖泽溥经历得多,但若论奏报大捷,他们两个加在一起也没有祖泽溥一成的本事。

    遏必隆身为辅政大臣,把奏章里的水分拧干、读出真相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所以这封捷报写得也算是四平八稳,把山东总督衙门的幕僚都蒙过去了。但祖泽溥可是关宁铁骑出身,他父亲祖大寿更从天启年就开始临阵脱逃,畏敌不战,从辽阳一路转进到锦州,从一个不起眼的游击变成手握重兵的总镇,所以祖泽溥看捷报都不用花心思去琢磨,一眼就能看清里面的虚实。

    “如果康王爷真的赢了,他的手下会不清剿溃散到四周的残敌吗?十几万大军,至少得花上个把月把江南搜索一个遍吧?”祖泽溥见心腹脸上还有疑惑之色,立刻点明了捷报里的疑点:“不让官兵好好发笔财,下次怎么让人拼命打仗?”

    再者,康亲王还承认邓名就在山东,这就更离谱了,前一阵子表少爷和看门狗争抢了半天骨头,仆人扑过来踹了狗两脚,劈手从狗嘴里抢出骨头毕恭毕敬塞到了表少爷手里——这个时候表少爷不是冷笑一声,朝着狗骂上一句“狗眼不识得老子”,然后大模大样地把骨头嚼碎咽下去;反而向狗道歉,客客气气地把骨头还给它——这明显有诈!邓名在不在山东,清廷是不是派使者来谈判,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康亲王要说邓名在江南,北京也承认了,甚至连祖泽溥都不争抢了——只要康亲王在江南打赢了,那山东这个人肯定就是一个邓名的替身,

    “康王爷要是赢了,那江南的明军不是主力也是主力,邓名不在也在,现在他突然说江南是偏师,邓名其实在山东,这是为什么呢?”

    经山东总督这么一点,这个心腹卫士也感觉到蹊跷,不过还是没有能马上反应过来。

    “因为康王爷被打败了,因为战败了所以没法去抢劫了,为了逃命不得不返回徐州。”祖泽溥很有把握地分析道:“而康王爷不想说是因为败了必须要跑,那只能说他是因为忠君爱国,知道邓名和他手下主力在山东,担心我这里有失所以才心急火燎地赶回来了……康王爷金枝玉叶,会把我的死活放在心上?我可不是不知道分寸的人。”

    祖泽溥三言两语,就把一副逼真的画面撕得粉碎,还显露出了后面清晰的真相。

    “至于什么击毙赵天霸,这好像是个才出来的喽啰吧?”刚才看捷报的时候,祖泽溥一直没想起赵天霸是谁:“但是康王爷打赢了,总不能没有战果吧,说打死了邓名那些有名有姓的手下:周开荒、李星汉、穆谭、熊兰、任堂、刘晋戈、袁象……”祖泽溥掰着手指头一口气数了十几个人名才停下:“怕将来被揭穿了下不来台,就只好用这个,反正这个人也没什么本事,将来一连几年不见踪影也很正常。”

    总的说来,祖泽溥觉得康亲王还是太嫩了,终归还是年轻人脸皮太薄,就说打死了个大将又怎么样了?只要朝廷不想为难杰书,那就会给他背书,如果有一天朝廷打算整他,难道因为赵天霸罪名就能轻一些吗?不还是一样欺君罔上。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打死一个金盔银甲的大将,十万贼人见状痛哭流涕,裹之而去,这一年半载里要是哪个贼人有个头疼脑热、失足落水死了,这不就天衣无缝了嘛。”

    听完祖泽溥的分析后,心腹又有其他的担心了:“总督大人,若是康王爷败得太惨,您帮他说话会不会连累您啊?”

    “康王爷这仗虽然是大败,看起来还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没有遏必隆在军中,祖泽溥或许还会迟疑是不是该跟进,因为杰书不懂事,而李国英看上去也不像个精打细算的人。可遏必隆既然敢报捷,那祖泽溥对前线的战况心里就有了个大概:“十万大军估计当场去了一、两停到两、三停,还溃散了,不然不用连滚带爬地逃回徐州;但贼人大概也持重,没有大规模追击或是搜捕,所以康王爷、辅政大臣他们一整理,发现,嘿,咱还剩下了六、七成或是七、八成人,这仗其实打得还行啊。”

    因为现在清廷的威望摇摇欲坠,所以只要不是败得太惨,北京多半也不会追究败军之将的责任而是帮着掩盖——要是太惨就没办法了,实在瞒不过去,那朝廷也只能治罪来杀鸡给猴看了,比如祖泽溥估计,朝廷肯不肯容忍自己讳败为胜,界限就是济南是否有失。而遏必隆肯定对辅政大臣集团的容忍能力最了解,他既然敢报捷就肯定有把握不被戳穿;再说康亲王还是满洲贵族势力的领袖,辅政集团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不用担心还有谁非要和他为难了。

    刚才拿到捷报后,祖泽溥匆匆扫过一遍后,就立刻决定相信遏必隆对局势的判断,为康亲王回师山东之举摇旗呐喊,这次攀上了杰书和遏必隆的高枝,说不定清廷对祖泽溥的容忍能力也会水涨船高——丢了济南肯定还是不行,但假如青州府被贼人抢去,说不定朝廷也能继续对祖泽溥装糊涂。

    ……

    十二月二十五日,于七指挥的登州战役胜利结束,困守登州的绿营向城外的扶清灭明军投降。

    这胜利来得十分迅速,让扶清军都感到有些突然,因为他们虽然在野战中屡屡击败绿营,不过还没有能把绿营统统赶进城中。这一个目标不太可能在新年到来前完成,因此于七和缙绅们计划围困登州到二月,然后再开始爆破城墙展开巷战,从而完成统一胶东的大业。

    但在十六日那天,登州镇总兵和大批山东兵将联合派来请降使者,和扶清军商谈和平开城和清军整编问题。登州绿营表示只要他们的嫡系能够得到保存,并且被接纳进扶清军的话,他们可以接受降职安排。

    给双方穿针引线的是山东总督祖泽溥的密使,他奉命来登州为处于战争的清军和扶清军进行调停。山东总督的密使向登州绿营表示,山东总督衙门可以谅解登州绿营的投降,将其视为在不得已情况下保存火种的行为;而同时还向扶清军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今天扶清军对绿营网开一面,那将来山东总督衙门在招安问题上,也会更努力地替扶清军向清廷求情。

    登州绿营的抵抗**本来就不强,因为他们早就发现敌人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大户——和明朝的军户制度不同,绿营制度下军民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军民既然不是隔离状态自然有一种面对老乡不好下手的问题。接到山东总督的谅解通知后,登州绿营更是全无斗志。

    不过聚集在登州的山东绿营不止登州本地人,还有一些是被祖泽溥派来参与围困于七的,这些绿营因为和登州缙绅没有交情,对面的扶清军中也没有他们的岳父、大舅哥或是连襟,所以作战**要强烈得多。现在经过祖泽溥密使的调停,外地绿营得到了扶清军的人身安全保证,而且还允许军官和他们的家丁携带武器和盔甲离开登州、莱州返回山东总督控制区。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扶清军就把内容送去莱州向邓名请示,从邓名本人来看,攻击斗志低迷的绿营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对象,不过既然缙绅们不愿意和他们在绿营中的亲戚拼个死去活来,那邓名也不好非要做这个恶人,于是邓名就同意了议院和于七的劝降方案。

    二十五日这天,原登州镇一万多清军绿营被整编为一千人的扶清军两个营,而非登州、莱州的绿营军官,在交出了全部的辅兵和大部分甲兵后,也带着他们的亲兵离开。而登州知府则被五花大绑押解进大牢,之前缙绅和绿营的谈判一直瞒着登州知府,而破城后他也会是替罪羊,缙绅计划把他宣布为陷害于七、阻塞言路的奸邪小人,而且还贪赃枉法、欺压良善——后面的罪名倒不是颠倒黑白,证据也十分充分。

    虽然罪名已经确定,但山东总督祖泽溥的密使建议缙绅先不要处死登州知府,因为如果知府死亡总督衙门就要对他盖棺定论了。如果将来山东总督和缙绅达成招安协议,那登州知府就是隐藏在清廷中的通邓细作;而如果最后山东总督还是要缙绅兵戎相见,那他就是慷慨赴死的清廷忠臣。

    而只要一天不达成协议或是谈判破裂,祖泽溥的盖棺定论就可能犯下政治错误,因此暂时留登州知府一命也是山东总督进行调停的中介费之一。

    缙绅议院一开始对这条有些不满,认为是山东总督想出尔反尔的兆头,并差点因此导致调停失败。不过邓名得知后立刻帮祖泽溥的密使说话,认为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山东总督保留行动自由的权力是完全合理的。而且邓名还秘密向于七和缙绅领袖指出,保留登州知府一命不仅对祖泽溥有好处,对扶清议院也不是没有益处,招安顺利的话那是给祖泽溥的一个顺水人情,而如果不顺利的话,这个被祖泽溥出卖的外省人也可以被放出来给山东总督反戈一击。

    至此邓名完成了“让孩子们回家过年”的伟大承诺,胶东扶清议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也随即于登州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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