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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改土归流军机宰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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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泰(1677-1745),清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康熙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亲王(即世宗)的心腹。雍正三年(1725)迁广西巡抚,次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滇实行改土归流,在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县,改土司为流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后任军机大臣。世宗死,受遗命与张廷玉等同辅政,总理事务,加至太保。乾隆十年(1745)以病解职。

    @不乐观的鄂尔泰

    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官场蹭顿,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又淹滞不进,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康熙六十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官运转机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继位之时。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

    @总督西南

    鄂尔奉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六年改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次年得少保加衔,十年内召至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地位。后又以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

    @土司制度

    原来,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居住着苗、彝、壮、白、瑶等少数民族。这些地方交通闭塞、习俗固弊,经济、文化落后,直至清初仍实行着野蛮的土司统治制度。各处的大小土司如同部落主,广大土著居民皆是他们的奴隶和部卒,土地、山林、水源,包括土著居民人身全被土司占有,土司与土民成为世代不变的主仆关系。

    @野蛮的土司制度

    土司所到之处,土著居民都要跪在膜拜。土司有权对其“子民”任意处置,任意占有、转让、出卖;吃酒游乐时,常以射杀土著居民为戏;祭祖敬神,也把土著居民杀死作为牲祭。稍不如意,便用割耳、断指、抽筋、剥皮、宫阉等酷刑。至于夺其财物、勒交赋税更是随心所欲了。土司都拥有军队,林立的大小土司,如同大小王国,对中央形成威胁;临近的官兵略加过问,马上刀兵相见。

    @雍正的难题

    雍正即位,西南各省地方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众臣认为,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是“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一律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谁都知道这是好办法,但实行起来极难,因为土司们不会拱手让权。而要对他们用兵,官兵又难以与之抗衡。

    @鄂尔泰接手难题

    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让他解决土司之患。鄂尔泰所部军队刚刚扎营,便遭土司甲兵骚扰,营房亦被焚烧。经过调查研究,他感到发兵出击,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若从长远计议,必须彻底根除土司统治制度,坚决实施“改土归流”方针大计。他在奏折中阐述“改土归流”的原则: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对敢于反抗的土司,剿抚并用,顽抗到底者坚决剿灭;只要改悔,对抗过官兵的土司也一律宽免。

    @打击顽抗者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对向官兵挑衅的广顺长寨土司用兵,土司负隅顽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长塞土司被摧毁,鄂尔泰奏准派流官治理,在此设长塞厅(即今长塞县)。这是鄂尔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胜利开端。

    @三省总督

    长塞事定,雍正在批复派遣长塞厅的第一个流官的同时,破格升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因为这三省改流的任务最重,由鄂尔泰受命后,立即全面了解三省特点及三省土司情况,进一步制定了改流和用兵的计划。

    @战果辉煌

    鄂尔泰对土司用兵,政策性极强,轻重缓急,把握得当。长塞地区改土之时,各处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土司皆挟众反抗。鄂尔泰命总兵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等1398塞,广顺、定番、镇宁等680余塞。

    @活捉刀瀚、安于蕃

    镇沅地区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前朝被任命的土知府和土知州,他们以朝廷命官身份招募军队,既扩充了他们的势力,又毁坏了官府的形象。鄂尔泰发兵进击,活捉了刀瀚、安于蕃。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

    @击败二土司联军

    鄂尔泰函劝乌蒙、镇雄二地土知府向官兵自动投献。两地土司禄万钟、陇庆侯不仅不降,反而联合对抗官兵,不待官兵行动即攻掠东川府清军营盘,气焰十分嚣张。鄂尔泰命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咨文川军协助进剿,一举击败二土司联军,遂又对二地改流,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招抚岑映宸

    广西泗城士知府岑映宸有兵四千余,武器精良,鄂尔泰决心对其实行招抚。岑映宸经多番招抚,终于解甲乞降,鄂尔泰给了他优待条件,遂在此地设泗城府制(今凌云县)。“改土归流”在鄂尔泰的努力下,大张族鼓地展开,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兄弟民族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改土归流”,主动向鄂尔泰献粮贡秣,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劣司,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开展。

    @棘手苗疆

    黔东苗岭山、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省著名的“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1600余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达于粤,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鄂尔泰深感对这一地区改流难度更大,便找熟悉此地地形的贵州安察使张广泗商量对策。张率兵击退前来抗击官兵的苗司军队,攻入古州城。然而,“苗疆”的土司屡败屡起,尽管张有勇有谋,也难以顺利进行“改土归流”。

    @坚持改土归流

    苗疆叛民攻占已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包围都匀府的丹江、凯里、雍正调遣广、四川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又派“抚苗大臣”张照自京师前来“会剿”。结果,张照却密告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略根本错误,不仅未能平服叛乱,反又添内乱。鄂尔泰上疏,只承认没能彻底搞好“改土归流”,但坚不认为改流方针的错误。直到罢免张照,再令张广泗镇压叛乱,才使此地流官制度得以落实。

    @轻易摆平两湖地区

    两湖地区在云贵改流进展之时也开始实行。这里虽有土司,但土著居民与汉民杂居,土司也熟悉流官制度。“改土归流”的大势威慑两湖土司多有主动要求改流者,但也有少数负隅顽抗。湖北容美土司田如不听改流,雍正命鄂尔泰派兵进剿,田众叛亲离,吓得自缢身亡,所属地区改为流官制。

    @四川趁势行动

    四川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山恋连绵,彝民祖辈在这里劳动生息。但土司制度使他们深受其害,生活极端悲惨。四川军政长官对彝民区的改流产生畏难情绪,迟迟不动。当云贵地区有所建树后,促使他们也派兵进入彝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较为顺利地进行了“改土归流”。

    @处理善后

    “改土归流”之后,许多矛盾若处理不好,仍会激发。云贵数省,地处边疆,各民族习俗差别极大,一下子改派满汉流官,难以适应这里的复杂局面,对土官打击面也太大。鄂尔泰始终坚持设置的流官中,能用土官的仍然用之。那些自动缴印,主动要求改流的,鄂尔泰奏保举他们任守备、千总、把总等流官,并让其世袭不替。

    @严惩顽抗者

    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土司,改流过程中又一直抵抗或反对者,则严历打击,从重治罪。如平日罪行昭著、民愤极大的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贵州康佐长官司长薛世乾,改流后便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当地居民无不称快。

    @休养生息

    鄂尔泰为让改流地区人民休养生息,一律实行地丁钱粮制度;困难多、收成少的地方,减轻、减免赋税或给予救济,使这些地区尽快地恢复生产。鄂尔泰在改流地区还重新调配了土地,并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土司霸占的农民土地,按土地清单让原主认领;荒芜无主的土地,招农民耕种;未开垦的土地,号召农民开垦,官府发给农具、种子。

    @兴修水利,发展交通

    鄂尔泰在改流区大力兴修水利,仅云南昭通就兴修水利10项,可以灌溉土地两万多亩。云南全省改流后兴修水利工程70多项。为保护这些水利工程,鄂尔泰还奏设水利专官,专管这些水利项目。改流区的交通开发也是一项突出的事业。鄂尔泰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使之浚后“邮递往返”,有“水道康庄”之美称。

    @治水专家

    鄂尔泰夙有治水经验。督滇之前便长期注重水利事业。雍正元年,鄂尔泰任江苏布政史,其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雍正二年,鄂尔泰在江南(江苏)大兴水利,如“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未满两年,因离任远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许多治水遗憾。

    @预算治水

    雍正九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这样,水利资金每年皆可预算,与地方财政同为一体。

    @水利官

    为了滇省治水能够更加高效稳妥,朝廷同意鄂尔泰所奏之设置,“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的制度建设,大大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从而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

    @用人观

    鄂尔泰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雍正的知心大臣,常与雍正谈论用人之道,强调去庸重才,宁用有才而不肖,不用贤而无才之人。鄂尔泰在雍正4年8月6日的奏折中,强调用人要得当,云:“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