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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再次出现在高强工作室门口的时候，门上着锁，他已经离开了。虽然他们打着来抢的旗号，但是面对无人的工作室，仍然顾虑重重，最终没有采取硬闯进去的鲁莽手段。
女孩贴着玻璃往里面看，有一些录像带像书籍一样摆放在书架上，没有办法分得清哪些是属于自己的。桌子上除了放着一把螺丝刀，也空空的。刚才装录像带的纸盒子就是放在这张桌子上的。搬动纸盒子的时候她见到过那把螺丝刀，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打开录像带盒子的工具吧。
录像带盒子上一般有八个细小的螺丝钉，要打开它们需要很细心，需要很耐性。高强忍着时差带来的疲劳，整夜将那三十多盒录像带打开，又重新恢复原样，支撑他完成这么枯燥工作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那些录像带上的内容一定十分吸引人吧？高强可能最终靠着这些录像带登上他作为纪录片摄影师生涯的辉煌顶点，享受来自全世界的喝彩。他一定是这么想才会出此下策，干下那么肮脏的事情的。
因为被女孩识破，此刻他的处境一定十分尴尬。作为一个小有成就的摄影师，如果被人揭露出那样的丑闻，可以说职业生涯极有可能画上句号。但是又有多少纪录片摄影师一生中能拥有向全世界公布惊人拍摄画面的机会？揭示未知之谜，或揭露人们极力想掩盖的真相，是一个职业纪录片摄影师一生的追求。即使是女孩自己，坦然说在面对这样巨大的诱惑下，也难免干出同样的事情来。
女孩和何军满镇寻找高强。差不多镇上开店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寻找他。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我只得在木鱼山庄住下来。
旅店老板再次见到女孩十分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房间很空闲，即使没预订，也毫不费力就住下来了。女孩没有让何军回家住，而是在隔壁租了房间，一同住在旅店。她自己计划夜里突袭一下高强。高强是江西人，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戚，也没有成家立室。心想他晚上无论如何都会回去住。那个工作室也是他的宿舍。
老板一直想和我聊天。可是因为女孩心事重重，回答问题语焉不详，不久老板也就没有了谈天的兴致，撇下他们，出门去镇上找人聊天去了。
阿俊买了一些啤酒和花生米回来。他们就在我的房间里对喝起来。
“实在对不起，让你花了钱，又什么都没得到。”阿俊很内疚地举着酒杯。
“我干杯你随意，赔罪了！”
他一仰脖子喝下整杯啤酒。女孩也不甘人后一饮而尽，讲得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之前对这个有些清纯的女孩完全认知错误，没想到还是个很豪爽的人，看来摄影工作者估计都有这一面罢了，之前也是她照顾我的，此刻对她更加改观。
“他妈的高强平常斯斯文文的，很受人尊重，怎么会干出这么丢人的事情！”
“你平常和他交道多吗？”
“不多。很少见他。他总在山里面拍片。一个他，一个张金星，都快成我们这里的名片了，名气很大咧，外面人都知道呢。要不是他那么有名，人家怎么会赞助给他那么老贵的设备。”
阿俊说的张金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民间野人科考家。他祖籍山西，九年前来到神农架，就没有再离开过。起初在原始森林里游荡，试图搜索野人的蛛丝马迹，这几年在南天门搭建了一个固定的观察站。这个人的资料在网上很多，他那快要垂到肚皮上的胡子是他最突出的特征。他曾宣誓不找到野人决不剃胡子。
阿俊又出去买回来十瓶啤酒。而女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整件事情让她觉得十分窝囊。回程的那一刻如果不是自己的敏感，此刻已经在上海某家制作公司里欣赏这堆完全空白的录像带呢，想到这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就这么在沮丧的情绪下和阿俊不断碰杯，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不胜酒力的人。很快地，自己的意识模糊起来，毕竟还是个女孩子。
“这些还都可以用吧？”
“我多的是。要不送这里的电视台吧。不过暂时这里的电视台不会用到hd这么先进的设备。”
“你看到高强脸上的伤吗？”
在回去的路上，女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问阿俊。
“怎么没看到！你也注意到了？”
他知道女孩指的是高强脸上那个血的图形
“当然。你觉得呢？以前见过类似的吗？”
“哪里去见。死人都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谋杀以前只在美国电影里看到过。比如一个变态杀人狂之类的，在被害人的身上留下一些记号，有意考考警察的智商什么的。不过就那么一丁点伤，不至于要了高强的命吧？肯定还有严重的内伤，那么点伤绝不至于要了人的命，你说呢？还有为什么把那些录像带都拽出来，扔的满地都是？这是什么人干的，太不正常了，不是我们这些常人可以理解的。你想杀人犯是先杀人呢，还是先拽那些录像带？如果杀人后，在尸体边上才将那些录像带拽出来玩，这样的人也太冷酷了吧？如果杀人前干的，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高强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却没有作出什么反抗的举动，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被强大的威胁镇住了，不然他多少都会作出反抗的。是人都会做垂死挣扎的。”
女孩哑然。倒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而是他的分析本身太像一篇推理小说了，令女孩不得不反省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编剧和电影创作人在创作上的无能，回到房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想借此忘掉不愉快。然后她躺在柔软的床上，胡思乱想了好一阵，接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女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梳洗完毕，她立刻去了派出所，同警方交涉取回属于自己的带子。她当时觉得那些散乱在高强工作室的录像带是属于我的，她自然有权利取回来。尽管那些带子看上去已经毫无用处，但是她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哪怕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也好，我的好奇心难以遏制。
警察答复女孩说尽快向上级请示。因为女孩有证据证明带子确实是属于自己的，那他们就会考虑将带子还给我。她十分担心警察所说的话只是一种敷衍，是惯用的官场套话。那一天也许遥遥无期。她再次提出离开神农架的请求，她向他们出示我所有的证件和相关担保人的资料，可还是被他们一口回绝了。他强调很快会作出决定的。
当女孩无奈正要离开的时候，警察突然问我：“你说过高强将你的录像带调包了？”
“对，而且很费了一番周折。”
“你介意把那些被调包的录像带暂时拿给我们吗？”
“完全不介意。给你吧，不用还给我，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什么用。我让阿俊给你们送过来吧。”
“在何军那里？”
“对，一直在他车的后备箱，动都没动过。”
“谢谢，我也会跟何军说的。谢谢你。”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她说自己就像一头困兽，感到巨大的愤怒，可又没有具体发泄的对象。这就是同一个强势集团打交道的困难。虽然与你交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可是你面对的又是一些不代表他们个人意志的办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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