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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你就遇到了矢部先生？”藤川问我。
我们站在山坡半腰的一小片平地上,远处静静涌动的漆黑大海,上面浮着点点船灯；近处包裹在明亮灯光中的热闹祭典,每年一度的狂欢还没有结束，这一切被我们尽收眼底。
夜风从海上带来了咸腥湿润的潮水味道,银白月光下的树影斑驳摇曳。这一切都是这样美,就仿佛一场短暂虚幻的梦，我们聚集在这里，讲述所谓的故事和秘密，然后告别分离，从此天各一方。
这一切的结局,在我对藤川讲出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残酷地注定。
“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诚实地回答她。
我忽然有些后悔用私小说的体裁描述我的这段故事。并非不痛不痒，冷眼旁观的看客，肆无忌惮地虚构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置身其中，被迫从被局限的视角出发，猜忌，惶恐，不安，仿佛被布条蒙住双眼，被看不见的锁链钳住双腿，每走一步都障碍重重，每接近一处真相都小心翼翼。
但到最后，读者相继出现，原本的私小说从独白变成一幕做作的表演。我拒绝这样，却还是不得不自揭伤疤，将那些让我无比羞愧的事实全盘托出，却换不得任何理解或怜悯。
我别无选择。在之前的叙述中，我已经选择性地向藤川隐瞒了许多细节。比如我的梦，比如我的幻觉。
“抱歉，柳生君，其实我没怎么听懂。”我所看到的藤川很直接，也很诚实。
“我才是该说抱歉的那个。”我是真的感觉到了歉意：“但别介意，现在开始说的那些，才是重点。”
我简直就像一个大言不惭要完成一幅万片拼图的无知小鬼，临到头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却，所以只好象征性地从一大堆花色中挑出最显眼的边框，迅速连成一圈，骄傲地宣布：“看，至少我知道它有多大！”
自欺欺人，是多么可笑又可悲。
那个下午，我躲过了与藤川的见面，却在回去的途中意外地碰见了正在花园里散步的矢部先生。老人家孤独地坐在长椅上，身边并没有护士陪着。
健康的人通常不喜欢医院。他们不喜欢病人苍白的脸，夹杂着麻木或惊恐的神情，消毒水的气味，甚至护士的鞋跟踩在地砖上的嗒嗒声。而真正的病人，比如我眼前的这位矢部先生，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光看他的眼神我就该知道，他一定也很透了这里。
他恨这柔软的蓝白条纹病号服，恨自己使不出力的双腿，恨早春充满生命希望的阳光，也恨周围那些有着家人陪伴的病友——在阳光下其乐融融与亲人聊天的老人，或是撒开步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
这是他打心底里羡慕，却无法拥有的。
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然后我们两个同时认出了对方。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在麻生一家还是我邻居的小时候，矢部先生，以及他的太太，偶尔会在节日里被邀请去探望他们。我记得他是个精神的老者，头发花白，穿深灰色的正装，邻口系到最高，不苟言笑，看起来气宇轩昂。
和我的外公——那个生活在横须贺，酷爱在港口码头钓鱼，夏天总穿着花衬衫乐呵呵地冲我们微笑的快乐老头截然不同。
“矢部先生是东京都的议员。”我听见妈妈悄悄对爸爸说：“我在新闻里见过他。”
而现在，前议员先生就坐在那里，原本的威严已经被时间消磨干净，剩下的只有一具消瘦的空壳。褪去所有曾经的浮华和光环，他终于到了能被称作糟老头的时代，不再有闪光灯或政治伙伴包围他，甚至连原先的政敌，大概都已经将他遗忘。
“柳生君。”他皱着眉头，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离上一回见面已经至少有七八年工夫，和矢部先生简单的越变越老不同，我由国小生变成了高校生，个子高了，五官也逐渐长开，就连有时候我自己翻看过去的相册，都会认为这不是一个人。但他偏偏一眼认出了我。
尤其当他念到“柳生”这几个音节时，我忽然感到没来由的害怕，虽然他语气平平，并没有任何波澜。
我不得不再次中断自己的叙述。而藤川似乎也已经对我三番五次的欲言又止习以为常，只是耐心地沉默着，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着急。她的体贴让我感动，但还是不得不鼓起勇气挣脱犹豫和挣扎。即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讲述接下去的一切，那些打破了了十七年来价值观的真相。
是的，我只有十七岁，还处在所谓的理想年代，曾经相信真实相信正义，以为光与暗的界限尤为鲜明，却没料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卷入了那桩不光彩的往事。
远处的大海仍在月色下翻滚，闪烁着的碎光仿佛海怪的鳞片，慢悠悠地张开，但在风吹过时又‘呜’得一声齐刷刷收紧。船灯在海面上织出一张巨网，连接着岸上的灯光，从海面路过沙滩与祭典，再一路攀爬上山坡，就好像海怪的脚印。
这让我想起了曾在幸村家见过的他的画。和保存在学校画室里的那些不同，幸村不轻易向外人展示的私人作品里没有盛开的鲜花，斑驳的树影，死板的静物，认识或不认识的微笑人像，而是充满令人不安的压抑和惶恐。比如漆黑无边的大海，满是窟窿的岩壁，被锁链缠绕的竹林，沙地上□的足踝，还有手捂住脸，像是在尖叫或哭泣的黑衣怪人。
有些是瑰丽的油画，有些则只是简单的线稿，像是匆忙画就。
“都是国三那年手术前后画的。”
幸村大方地把画板翻过来给我看，油画布或画纸背面清清楚楚标注了日期——果然分布在他几年前那次手术前的静养和术后康复的阶段。
“那时候心情真是糟透了。上手术台前担心不能活着下来，活过来了后却还是不能运动，不能打球，出门时必须有护士跟着，回学校看见的只有别人怜悯的眼神。有这么段时间我是真的感觉自己废了，虽然嘴上还坚持说要回到球场全国制霸，但事实上，后来的失败，当初就已经预见了。刚出院的我，走路无法坚持四十分钟以上，偷偷跑去家附近的球场试球拍，却发现自己甚至没法把球打得远过普通的国小生。我逐渐发现，我唯一捏得动的似乎就只剩下画笔了，所以只好一个人回家偷偷地画，像发泄似的画一些疯狂古怪的东西，简直就像发明了一种只有自己看得懂的图画文字。画好就再把它们藏起来，也不敢让父母看见，否则难免会被担心我的他们送去心理医生那儿谈话。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又一个人在球场边上的角落坐了很久，最后居然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我一个人走回家，那时候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吹了会儿冷风，脑子里开始慢慢清醒。我开始担心父母是不是在为我的晚归着急，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又在半路晕倒，但这些担心很快又被别的东西替代了——我开始观察周围的街景，天是墨蓝的，没有月光，住宅区的灯都亮着，里面的人或许正在看电视。一切都和我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前没什么两样。我这才发现，我丧气也好，废了也好，甚至赌气去自杀之类的也好，再怎么折腾地球还是照样转，没什么会因此改变，想通了这些，心境才慢慢平静了下来。从那时候我开始明白，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命运，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勇敢地接受。”
难得多话的演讲者从画板里抽出一块给我看，问我：“柳生，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海。”我言简意骇地回答。
黑蓝夹杂的晦暗色彩，杂乱分布着微小的光点，画面深邃得仿佛会把人吸进去。
“再看看，这些呢？”幸村不满意，又指了指那些光点。
“船灯，反光，之类的。”
他狡黠地笑了，“说错了，”幸村说：“这些是海怪的眼睛，他们潜伏在海水之下，偷窥凡人的世界，却只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
它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它们以为自己看见了真实。
或许我可以省去面对藤川时那些时而停顿，时而磕磕绊绊的讲述方式，来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为我的读者讲述这最后的一段故事。事实就是，我遇见了矢部先生，却发现曾经的政客不仅丧失了光鲜的外表，连处事不乱的气度都已经消失不少。但好歹，在对我这个不知情者做记忆补充的那几十分钟里，他还是多少控制了情绪，没有直接把我掐死在东京近郊。
“真希望你也能经历这一切，我指香织的那部分。”他只是平静又恶毒地诅咒道。
我理解他。弥留之际又心怀怨恨，在这种心境下的口不择言，我没有丝毫必要去责备。
而这一切可以从麻生告诉我的那部分故事结尾开始——
那一年，麻生的哥哥被接回藤泽养病。对于已经搬往横滨的我而言，说不知情也无可厚非。而在当时，负责为他诊疗的正是我父亲所在的医院。又由于麻生季光病况复杂，医院不得不组织了讨论组，其中的经手人之一，就是我的父亲。
在一周之内，他们很快制定了阶段方案，最开始的药物控制确实效果显著，但也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时有人提出了器官移植，虽然费用惊人且存在一定风险，但一旦手术成功，并顺利熬过排异反应，麻生季光很快就能回到正常人生活；虽然无法百分百像普通人那样健康，但日常活动只要一些基本调理就能维持，而不用年复一年接受越发复杂的普通治疗，进行一场病情，治疗和抗药性的角逐。
麻生的父母为他选择了后者。为了筹集手术费用，他们生平头一次接受了贿赂者的献金，并凭借麻生父亲的职务冒险占用了部分养老金，原本打算等一切过去后慢慢归还，却不料早一步东窗事发。
而他们的不幸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当手术方案敲定，第一部分的资金归位后，麻生一家，以及整个医疗小组又面临了第二个问题：所需要的移植器官缺少供应。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毕竟器官移植并非超级卖场的采购，你无法在一堆新鲜肉类里找到需要的人类器官。
起初他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终于在东京的一处医院联系到一位各方面条件匹配的捐献者，但当所有的手续全都办妥，手术已经排上日程后，从东京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捐献者的家人反悔了，他们甚至愿意赔偿违约金，只为撕毁最初签下的捐献文件，因为有另一个明码开价的金主等待着他们，以一大笔钱诱惑，允诺为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捐献者料理后事，就连赔偿都一并包办。
“这世上没有公平可言，金钱是唯一的筹码，等年龄上去了，你慢慢就会理解。”
矢部先生对这件事反倒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豁达，让我不仅猜测，接下去还有怎样可怕的事，会让他至今无法对柳生这个姓氏释怀。
但我很快又捕捉到了另一个信息。当我怀着极大的犹豫将它告诉藤川时，我看见，从刚才起就只是安静倾听着的藤川，目光中头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慌乱。
“想知道那位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是谁吗？”矢部先生竟露出了一副高深莫测的微笑，说：“这件事连香织都不知道——也没太大所谓，说真的，接下来要告诉你的许多事我都没有对香织提过。虽然有些确实值得怨恨，但我没想过让她这辈子都生活在没有尽头也无法改变的怨恨里——你就当个笑话来听吧。听说过藤川建设吗？是关东地区和森下建设不相上下的建工业头头。那个用金钱改变麻生家命运的人，就来自藤川家，虽然并不是那个大家族里的关键人物。”
我感到头脑一片空白。因此当藤川流露出与我当初如出一辙，甚至更加恐慌的表情时，即使知道她是无辜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请接着说下去。”
过了好久，藤川才幽幽地补了一句，但看起来仍惊魂未定——这样的修辞丝毫没有夸张。
我展开了《麻生家毁灭纪实》的第二个章节——在经历了第一次横刀断抢后的两个星期后，从我父亲所在的医院内部传来了一个消息，住院部一位因为摩托车事故脑部重伤，入院时已经奄奄一息的的少年的家属，前一晚刚刚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因为根据医生的诊断，他的伤势已经无法撑到这个月末。
这对少年的家属或许是一出无奈的悲剧，但麻生家来说，这无疑是福音，是上苍的恩赐。
匹配测试很快有了结果。院方带来的好消息意味着，他们甚至可以免去繁琐的器官运送过程，在少年死亡后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进行手术。特别是，这件器官还来自一副年轻健康的身体。
当矢部先生讲到这里时，我曾经示意他停下来，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回想，为什么当初我会对这样一桩父母在饭桌上必定会谈到的重要手术没有半点印象，尤其手术的对象——至少麻生季光的家属，还曾经是与我们比邻的熟人。
并且在那时候，这场手术对我的父母而言还算不上一件需要隐瞒或回避的不光彩往事，一旦手术成功，对整个医疗组的成员，无疑都会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只能说你从没有在意过。”矢部先生为我分析，“那时候你几岁？”
“好像十四岁。”我计算且回忆着，“国二的时候。”
说到这里猛得豁然开朗，心里有那么一瞬竟然想发笑，但碍于气氛，还是拼命忍住了。
国中二年级，少年时代自以为是的巅峰，也是中二病的多发期。那时候的我几乎把所有精力放在学校，社团，网球，以及各种各样自己感兴趣的事上，没有给家庭以及和父母的交流留太大空间，在家总是心不在焉，认为父母的话可有可无。所以比起在晚餐桌上听父母闲聊，或是听比吕乃刮盘子捣乱，通常我总会一个人早早吃完，然后迅速上楼，关门做自己的事。
自以为成熟的十四岁，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对许多事一无所知。虽然我认为当我的父母在回想起这些时，会为此感到相当庆幸。
回忆仍在继续——签字，敲定方案和时间，改变麻生季光的药物治疗来为手术做准备，曾经有那么几星期，麻生家确实沉浸在虚幻的期待里。
但有些奇迹偏偏发生在了不该发生的时候，或者说，不被期待发生的时候：随着月底的临近，麻生季光的身体状况已经被调理到了最适合手术的阶段，只等那个少年——据说叫哉一——停止了呼吸，就能立刻进行手术，而在那之前，脑损伤严重，已经出现积水压迫脑神经状况的哉一的生命体征一直由仪器维持着。他就像一株精心培育的万灵药，被保存在真空罐里，在合适的时候被斩断根须，用在需要的地方。
而事情的变故，就发生在院方和哉一的家长达成意见一致，拔除他身上的仪器设备，使他沉入永久睡眠的那个夜晚，麻生的父母也在场。
那是在一个雨夜，天色晦暗，空气冰凉湿润，雨水滴滴嗒嗒落在窗沿上，像一首能吵死人的儿歌。在被医生引领向特殊病房，去看哉一最后一眼的路上，哉一的父母无声抽泣，为一个生命的逝去，也为亲身骨肉即将被开膛剖肚——尽管这是他们默许的；麻生的父母则默契地沉默着，没有表露出太多情绪，尽管心里多少有一种长子即将脱离苦海的期待和欣慰。陪同的医生更是罕有言语，偶尔职业化的说明和安慰都无可挑剔。
“请进。”医生打开看护病房大门，示意里面的护士可以离开，语气平常地仿佛在接待前来拜访的客人。
病房是单人的。病床就摆在最中间，头两侧的柜子上摆放着各种仪器，连接线像触须那样密密麻麻。两道巨大的淡青色布帘垂向地面，将病人与外人的视线隔开。窗死死关着，能看见黑暗中打在上面的雨水，却没有风。只在病房外的人开门进来时，带起的微风轻轻掀开布帘一角，只见它有节奏地抖动了一会儿，又慢慢停了下来，像是有生命似的。
他们在病床边上站了一会儿，麻生夫妇继续保持沉默；哉一的父母魂不守舍地看着永远无法醒来的儿子，木然地在医生递过去的最后一份有关拔除仪器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执行这道程序的另一位医生走了进来，将麻生夫妇请出门，留给里面那对可怜的父母最后与儿子相处的时间。
两个人像完成了某项任务那样回到走廊，开始耐心等待结果。起初他们听见病房里一阵骚动，伴随着哉一父母的惊叫，间或还有医生抚慰似地说话声。他们对视了一眼，像是在告诉对方，暂停生命的仪式或许已经开始。但紧接着，又有好几名医生带着护士从走廊那头匆匆赶来，看起来十分焦急，但因为半张脸掩藏在口罩下，看不出他们的真正神情。
二十分钟后，其中的一个医生走出病房。他脱下口罩，意味深长地看了麻生夫妇一眼，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选择说了实话。
“我很抱歉……”
“我也很抱歉。”麻生的父亲抢先道，“但愿岩田先生和岩田太太能尽快振作。”
医生神色一僵，很快明白他们指的是什么。“我想你们误会了我的意思，”与此同时另几个护士表情复杂地走出病房，路过麻生夫妇身旁时，无一例外露出了一丝喜忧参杂的神情。医生用眼神把他们打发走，回过头继续对已经流露出忐忑的麻生夫妇说：“我们也不知道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但事实上，就在刚才，我们正要拔除仪器的时候，岩田哉一忽然醒了。”
“或许是回光返照？”终于意识到医生在说些什么，麻生的母亲急切地插了嘴，也不顾语义中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你看，他已经强撑了那么久，病危通知说他熬不过明后天……”
“所以我说这是个难以置信的奇迹，或许他真的很想活下去。”又一个医生从病房里走出来，低声在前一个的耳边说了些什么。
“那现在呢？他们签了文件！”
“但医院，或者说任何道义，都不会允许我们将一个有希望康复的病人丢在那里，任由他死掉。”救急病床被推进病房，很快抬着已经半睁开眼，手指也有知觉地抓住床单的岩田哉一，消失在走廊尽头。“先失陪了，我们得先检查一下岩田先生的身体，确认脑部水肿的情况，然后再来与你们联系。”
没什么好联系的了。
麻生的父母目送他们离开，只觉得浑身脱力，一步都不想动，什么都不想说。
“生死不是人能够掌握的。既然如此，那他们为什么不再等一段时间，而是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回去问你爸爸吧，他也是逃不了干系的参与者……噢，不了，这些我都不能碰。”
我去自动贩售机买饮料，特意选了比较温和的果汁和绿茶，但都被矢部先生拒绝了。他只是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这些已经过去几年的旧事，而我也渐渐感受到了其中的残酷和无奈。
在得到岩田哉一的脑部积水莫名出现了消退的消息后，麻生夫妇简直就想冷笑，而为这两次手术的落空，一切都像老天不负责任的玩笑。他们一夜未睡，仔细思考了接下来的事——比如，改变了治疗方案的麻生季光是否还能接受最初的药物治疗，有没有效，会不会出现抗药性？比如，如果岩田真的活了过来，下一个匹配的捐献者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又是否会再一次由于各种古怪的原因失败；还比如，在□势摇摆不定，受贿与贪污的丑闻随时可能被揭露的当下，他们究竟能不能撑到完成麻生季光的手术。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他们熬到了天亮，最终做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大胆决定，并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医疗小组中相对信任的三个人，而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
“岩田的身体状况，我们已经了解过了。”我的父亲向他们坦白：“积水在消退，生命体征也趋于平稳，这一切或许看起来很好，但事实上，他的一处重要的脑神经仍被压迫着，即使开颅也无法弥补那里的损伤。所以尽管我们提供给岩田夫妇的都是好消息，但医生之间都心知肚明，以岩田这样在脑内埋一颗定时炸弹的方式存活，最高也无法超过二十岁……他今年几岁？”
另一个姓原的医生翻了翻病例，补充了他：“十七。”
麻生的父母再一次看到了希望。医生的诊断让他们看见了岩田未来生命的不确定性，也连带抹去了他们最初萌生出那个念头后的罪恶感。因此他们干脆开诚布公，向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位主治医师提出了他们的意见，用一种相对委婉的方式。
“恐怕不行，麻生先生。”我父亲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严肃地告诉他们：“这是谋杀。”
“但他们单方面的反悔对我的儿子来说也是谋杀。”护子心切的麻生太太反击道：“只要手术成功，季光至少还有几十年可活，这和岩田最多只剩下三年的生命有什么可比性？况且我们已经签过了合同，我想，从法律意义而言，我们的提议也并不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她的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番道理，所以三位医生同时陷入了沉默，互相用眼神询问着，交换着意见。而我的父亲，面对曾经的邻居，更是闪躲着目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最后麻生的父亲做了一个决定性的举动。他学着想象中那位藤川家代表的模样，将一张支票放在桌上，小声说：
“开个价吧。”
这世上没有公平可言，金钱是唯一的筹码。
后来的事不难描述：三位被选中的医生分别受到了金钱的诱惑和人情的压迫，悄无声息地制定着麻生夫妇要求的计划。但具体内容我无法详述，因为就连矢部先生都不甚清楚。他只告诉我，那些计划中的一种，是在盐田熟睡时将空气注入他的静脉，由于盐田原本就是重伤患者，所以即使在夜晚疼得大叫也没有人会怀疑。等到他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死去，三位医生再借由职务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抹消其中的真相。
似乎听起来天衣无缝，但这一切，终究还是没有成为现实。
理智在最后关头战胜了金钱和人情。我父亲代表三位医生将钱退给了麻生的父母，表示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而麻生季光也没能等到第三位捐献者。在我国三那年，藤泽的某张病床上，已经被迅速扩散的病痛折磨得枯槁不堪的麻生季光永远闭上了双眼。
同年，悲痛中的麻生父母急于寻找一个愤怒的发泄口。他们执拗地把所有错误推给我父亲的医院，尤其是三位曾经答应给予帮助，最后却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反悔的医生。他们甚至恐吓我的父亲，一旦将这一切公布，即使他们没有铸成大错，无论医院或是他们三个，都会在瞬间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您也认为他们是对的，而我的父亲做错了？”我再也忍不住了，也顾不上任何理解，以质问的语气发问。
“当然不。我是说，不仅仅是这些。”老人平静地摇了摇头，接着说：“但你或许可以问问你的父亲，究竟是谁为了保护自己，早一步告发了我女婿接受献金，还有贪污的行为，即使已经用不到那笔钱的他们正打算将钱归还回去；又是谁，当他们在横滨遇到车祸时，故意延误了救治的时间，最后如愿以偿害了两条人命？”
“你在撒谎。”我强压着怒火，饮料罐捏得咔咔作响，低声说：“我看了报纸，他们在车祸现场就已经死了。况且，你刚才说的那些无凭无据，我又为什么要相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我的大限已经到了，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不会为我改变些什么，也不会让香织重新有一个普通的家。你只要记住两句话：一，没有不会撒谎的人。二，人永远都是有私欲的，它会让人变得冷酷无情。”
我所遇到的矢部先生就是这样。严肃，凝重，如果不是与藤川仔细核对，我们都无法相信这样的矢部，与藤川曾经遇到的那个谈笑风生的快乐老人是同一个。他甚至暗示了藤川——而不是我——关于他所放心不下的麻生的病情，就和麻生的外婆一样，从一生中的某个年级开始视力消退，最终无法正常生活。
“他最终还是原谅了你，麻生也是。”藤川说：“所以他们都没有打算给你留下心理上的负担。”
“你在开玩笑。”我反驳了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矢部先生根本就不该告诉我这些。”
尤其当他知道，早从我在台场遇见麻生的那天起，几年来以为早已摆脱这件事阴影的我的父亲忽然感到了一丝内疚——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种感觉——事实上，直到现在，我的父母都在暗中照料着麻生的生活，藤川所告诉我的那些所谓的医院和看护学校，也都是我的父母联系的。
这些他们从没有告诉过我。无论麻生，还是我的父母，他们都将我当作了唯一的局外人，小心翼翼，仿佛害怕我看见事情的真相。
“因为不被允许了解，所以干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那样离开，你是这样想的吗？”藤川问我。
我点了点头，“生活得无知一些，或许更幸福。”
故事已经讲完了。我们沿着山坡慢慢往下走。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与藤川并肩而行。但我的心中此刻却没有半点遗憾，反倒有一种奇怪的释然：“说真的，我现在倒有些庆幸，当初你没有答应我，而是选择了忍足，”我说着以前无法想像的大方的话：“你们两个更加合适。”
“为什么要庆幸？”藤川不动声色地回避了我的后半句话，头一次正面提及我当初的追求：“害怕麻生好不容易原谅了你们，却在某一天发现藤川建设也在摧毁她家庭的行动中掺了一脚，然后不择手段地来报复，威胁，破坏你的生活？你认为她是这样的人？”
我被她天马行空的假设问住了。想了想才诚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想矢部先生说的没错，人都是有私欲的，很多时候，我们身不由己。”
“那么，如果她说，希望你能对她的人生负责，和她结婚，你又会怎样回答？”
我再一次被问得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藤川今晚为什么会对这样没有丝毫参考价值的假设性话题如此感兴趣。
“我说，藤川，你今天是怎么……”
话说到一半，那种头痛欲裂的感觉再一次侵蚀了我。
面色冰冷的成年藤川，身披婚纱的成年麻生，那些记忆碎片再一次灌入了我的脑海。我感到手脚冰冷，忽然没来由地想起了崎本和大阪海啸先生的话：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平行世界，同样的人，同样的风景，走早某一个既定的岔路，就此踏入不同的轨迹。我在疼痛中思索着藤川的问题，最后的意识里我想的是，我和藤川，究竟是我活在虚幻中，还是藤川是来自别处的先知者？又或许，我所经历，所感知到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真正的我活在几光年之外，正在寂静的黑夜中沉睡。
我终究没有想明白，也没有回答藤川的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坐在坡脚下的长凳上，仁王和幸村陪伴着我，而藤川已经离开了。
“你不会是得了绝症吧，比吕士……”仁王看起来吓得不轻，幸村也装模作样地来摸我的额头：“还好，没有破四十度。”
我却没有心思和他们开玩笑。
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和他们一起走，而是独自回到了海边，坐在突出的礁石上看黑暗中海怪的眼睛。我想起了幸村的画板，想起了幸村的话：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命运，是命运选择了我们。
心里蓦得轻松了起来。
我忽然发现，没有认真地与藤川道别，没能回答藤川的最后一个问题，或许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每个故事都该留有一些悬念，只因为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我闭上眼，海风扑面，带来了海上特有的味道。波涛翻滚，蝉鸣起伏，海怪潜伏在海底，憧憬着凡人的世界。
或许，这就是我的故事的结局了。
盛夏之夜，梦将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