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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一章 加莱码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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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郭嵩焘抬头看了看张继的脸色,只见后者仍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于是继续说道:“这次曼彻斯特之行,我最大的发现就是,英国的企业几乎都是‘商办’性质的股份企业,它们向政府缴税,却不需要受政府的管制和盘剥,因此极有活力,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向英国学习,将‘官督商办’企业逐步转为‘商办’性质的股份企业?这样一来,就不会再出现官府与民争利的情况,相信民间投资实业的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毕竟,‘新政’的推行,除了我们‘新政派’的努力,还是需要依赖民间的响应和支持,否则也难以取得实效的。所谓‘兴一利不如去一弊’,倘若我们能去此弊端,应该可以收到比较良好的效果吧。

    张继低头不语,半晌,才抬起头来,神色却已经变得极为严肃,他不无忧虑地说到:“郭大人,您所说的‘官督商办’企业存在这些情况,我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极个别还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总的来说,‘官督商办’企业存在这样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与民争利。这些年来,为了尽快取得成效,用事实反驳‘守旧派’的无端指责,向朝廷证明推行‘新政’的正确性,我们几乎在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下大力气扶持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因为有着朝廷政策扶持和资本支持,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几乎在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形成了垄断。从短期来看,居于垄断地位可以迅速收回投资,实现盈利。但是,从长期来看,居于垄断地位却会导致‘官督商办’企业倚仗朝廷的政策和资本扶持,挤压其它同行业和领域股份企业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就会打压了民间投资实业的积极性,最终也会阻碍‘新政’的进一步推行。其次,效能低下企业的活力在于自由发展,一旦来自政府的管制过多,必然会伤及到企业的活力。正如您所说,在不少‘官督商办’企业,不仅是人事、行政和财务这些关系重大的事项,就连生产额度、销售市场、运输方式这些具体经营事项都被地方官府所把持,弄得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几乎成了地方官府的附庸,效能低下,人浮于事。企业的管理者们不是想着如何推动企业的发展,而是想着如何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私利。最后,**丛生。既然这些‘官督商办’企业依赖于朝廷的政策扶持和资本支持,具体经营事项又被地方官府所把持,就必然会与行政权力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导致**丛生。这三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它们不仅会影响这些‘官督商办’企业的效益,更重要的是,会破坏‘新政’在民间的口碑,使得民间对‘新政’不满,最终导致‘新政’的失败。就像王安石变法一样,他所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出发点都是解决‘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富国强兵’,但是,却因为政策在执行中出了问题,最终却落得个变法受挫、身败名裂的下场,真是可悲又可叹。如果我们要想避免走王安石的老路,就必须解决好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这些情况。”…,”“

    郭嵩焘用力地点点头,说道:“松涛,你说得对。如果长此以往,这些‘官督商办’企业极有可能蜕化为‘准衙门’、‘小金库’。那样一来,不仅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还会破坏‘新政’在民间的口碑。这些年来,我们栉风沐雨,夙兴夜寐,为的还不就是推行‘新政’么?”

    张继沉吟片刻,说道:“郭大人,三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撒丁等国先后实现‘富国强兵’,成为地区性乃至世界性的强国。它们实现‘富国强兵’的具体政策各有千秋,路径却不一而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民间投资实业,进行缓慢的原始积累,进而实现实业振兴、经济繁荣,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近代化,走向‘富国强兵’。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和奥地利都属于第一种,它们实现‘富国强兵’的过程是缓慢的,长则数百年,短也百余年。第二种则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本支持,建立若干大型企业,普及基础教育,推行殖民扩张,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近代化,走向‘富国强兵’。俄国和普鲁士就属于第二种。这两种路径无所谓优劣,只关乎国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和奥地利都属于先发国家,在它们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实业与技术的发展还远没有今天这般迅速,国家之间的联系还远没有今天这般紧密,它们几乎没有外部的威胁,可以从容地实现近代化。而俄国和普鲁士都属于后发国家,在它们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实业与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是在外部的威胁下,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迅速实现近代化的。我们大清与俄国和普鲁士的国情很相似,时不我待,强敌环伺。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和奥地利的老路,而只能走俄国和普鲁士开创的新路。因此,在推行‘新政’之初,我们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扶持一批企业是完全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实现规模效应,打造核心竞争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墨守成规。恰恰相反,我们要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现在,经过几年的‘新政’洗礼,民间看到了投资实业有利可图,投资积极性逐渐旺盛起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难得的投资积极性,绝不与民争利。因此,将‘官督商办’企业逐步转为‘商办’性质的股份企业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