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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章谁都得晕（4）
在这时期的民国，北伐战争既是最重要的军事事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解放军在西北的崛起，虽然意义也很重大，但与国民**军北伐相比，影响力其实要稍逊一筹。同无数国人一样，吴安平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军的北伐进展。
李大钊既然问他的看法，他便斩钉截铁道：“国共分裂在即，北伐已无力为继，无论再做什么努力，大**失败都必成定局。其实看法不看法的，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李大钊明知吴安平又在故作危言，仍忍不住惊骇道：“你从何得出这一结论？”虽然中共已经意识到局势堪危，但究竟会有什么变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却是谁也看不透说不清。
吴安平故作轻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李大钊并不满意吴安平这种态度，但看了看身边那三个纸箱，却又觉得他有可能真发现了什么征兆，便道：“安平，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他见吴安平点了点头，却又回身从角落拖出一个纸箱，便有些惊心，忍不住道：“这也有资料？”
吴安平先是一愣，随即卖了个关子，只是笑道：“先生待会就知道了。”
“也好。你继续说，怎么就看出国共分裂在即，北伐无以为继？”李大钊还是忍不住看了那新出现的箱子几眼。
吴安平边从箱子里挑拣资料，边随口问道：“先生对蔡元培蔡先生应该很熟悉吧？”
李大钊微微一怔，然后道：“自然很熟悉。我和仲甫当初能进北大，就是鹤卿先生一力支持的。”
吴安平头也不回道：“先生可否说一说，蔡先生为人如何？”
李大钊知他必有用意，便认真回道：“鹤卿先生个性忠厚，对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自是很受钦敬。”
吴安平又问：“蔡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李先生是共产党领袖，两位先生平日可有仇怨？”
李大钊惊道：“何以有此一问？”
吴安平不答，反催促道：“有何恩怨，先生直说就是。”
李大钊奇怪地看他一眼，想都没想便回应道：“虽然我与鹤卿先生分属国共两党，但相处甚笃，并无任何仇怨。实际鹤卿先生算是一位‘好好先生’，素来与人为善，学识人品都为众人敬重，本就很难找到与他有怨的人。”
吴安平冷眼道：“是吗？那为何蔡先生会一意反共，妄动无明呢？”说着，他将挑出几份资料递给李大钊，然后解释道：“你看到的这几份资料，是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上海举行的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这些密会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策划如何清党分共，而蔡先生，就是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
“这怎么可能？”李大钊惊叫道。他快速翻看那几份资料，越看越是心惊，却又知吴安平没必要造假，终于满头冷汗，忍不住失色道：“这是为何？这是为何？鹤卿先生怎会做这种事？”
吴安平冷眼旁观，这时插话道：“先生可是以为这是蔡元培先生一时糊涂所致？”
李大钊失神道：“这些发言虽与鹤卿先生一贯平和的语气不符，但条理清楚，不难分辨正是他的风格，想必不会是什么一时糊涂。”
吴安平接着问道：“那先生可知，蔡元培为何对中共如此多不满，又如此大火气？”
李大钊茫然对着吴安平道：“莫非你知？”
吴安平点点头道：“略能猜出一二。”
李大钊急切道：“那快”
吴安平不再兜圈子：“半个月前，吴稚晖曾与贵党领袖陈独秀见面，当时他有询问：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据闻共产国际对中国曾有‘二次**’的论述，说是要先实现资产阶级**，然后再实行无产阶级**，以夺取全国政权，以这样看，二十年其实也不算多长。”
李大钊见吴安平一直看着他，便硬着头皮道：“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仲甫后来已对吴稚晖做了解释，难道他竟耿耿于怀？”
吴安平大笑道：“换做先生，先生能不耿耿于怀？”见李大钊默然不答，他又接着刚才说道：“吴稚晖事后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李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而蔡元培也很愤愤不平。不过，这并非蔡先生转变立场的直接原因。”
“那还有何事？”
“蔡先生尽管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非毫无主见之人，实际他有自己坚定的原则，在原则面前，他始终不肯妥协不肯附和。在政治立场上，也是如此。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他要反对共产主义；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他也不赞成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先生在‘清党’之事上如此积极的根本原因。”
“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却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对此，鹤卿先生一直是表示支持的。”
“先前支持，此刻未必支持。就算孙中山在世，这三大政策现在也未必就能继续下去。”
“你此言何意？”
“举几个例子先生就清楚了。不过，还请先生别怪我冒昧。”
“但说无妨”
“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一贯反共，这且不谈，但先生可知，蒋介石这个人其实一开始却并未有反共之心。”
“蒋介石？难道‘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还不能说明问题？”
“诚然，这两件事蒋介石做得并不光彩，但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脉络。据闻——先生别小看这个据闻，一般我这样说，都是有所依据的——去年春天，蒋介石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当时船票、护照、行李都已准备好，他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两边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先不说‘中山舰事件’内情如何，但现实是，当时就连身份远不如蒋介石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蒋介石在三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有权以‘叛变**罪’枪毙他。”
“不说忍辱负重，但实际蒋介石确实只能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这样才能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才能坐稳他的位置。当然，权力是需要制约，但一党领袖受制到这种地步，先生以为蒋介石甘不甘心，会不会有怨念？”吴安平问道。
李大钊态度坚决道：“正如你所说，权力是需要制约的，我们追求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
吴安平也不反驳，笑了笑又道：“还有，蒋介石虽手握重兵，但从当时的军事体制来说，他其实很难掌握嫡系的第一军。按照规定，没有党代表的签名，他的命令就不能生效，而且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军事主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应该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蒋介石虽只不过是个委员。”
“凭心而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虽当上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也得到了释放。换位思考，如果中共实力超强，实行国共合作，先生能答应让国民党员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并可以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可以保密，这样的合作条件吗？”
“这有何不能”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毕竟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或许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甚至抓到了国民党大员的头上。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重，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直接威胁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民运动。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事态由‘杀猪出谷’发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发生。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民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村运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那些‘土豪劣绅’是重要的纳税人，农民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使他们失去纳税能力；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又严重影响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的农民禁止粮食输出，结果使得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财政危机实际更是愈演愈烈。”
“工农运动还严重影响了北伐军心。两湖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亲戚遭工会、农会‘**’，试问他们还有心思北伐吗？这样的北伐不正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吗？据闻，更有甚者，如**军一军之长何键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都被五花大绑游，拉着游街示众。国共如果还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钊痛心道：“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仲甫就很不赞成，他曾找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求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在中央会议上直接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上个月，湖南党组织也进行‘洗会’，将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了农会。你那么多‘据闻’，当知李维汉是谁吧？”
吴安平想了想道：“哦，想起来了，是你们湘区委员会的书记？”又摇摇头：“虽有改变，可惜为时已晚。”
他接着道：“况且你们内部对此也有争执。最起码，毛择东是支持农民斗争地主的，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很有争议，却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其实，斗争地主并非不行，比如西北也在斗，但需要分清对象、分清时机，如果一窝乱斗，反倒是坏了大事，混乱了社会。”
李大钊叹气道：“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苏联的同志也不清楚，只以为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结果造成在这场农村**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全都涌现出来。”
“其实你们这么搞，农民也不一定支持。”吴安平跟着说道：“就拿赣城来”
“赣城的事你也清楚？”
“据闻，据闻嘛。”
“好吧，你就说说看。”
“据闻，你们那位陈赞贤烈士，将洋货、绸缎、布店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同样骤然增加到了原薪的十四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联系广，薪资骤增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布匹涨价，这自然引起农民的不满。连你们省委也没有说服他，他的牺牲不能不说种因于此呀。”
李大钊道：“这确实是惨痛的教训。陈赞贤不听党中央劝告，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还导致是党在赣南的组织联系全部遭到了破坏，诸多工作全部垮台，损失之大触目惊心。”
吴安平道：“你们当初或许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人民普遍拥护，但实际却未必如此。话句话来说，国民党要清党分共，未必就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与贵党的政策主张，其实不仅可以得到相当部分军人支持，同样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贵党抗衡。”
李大钊道：“这何以见得？”
吴安平边思索边道：“两湖不说，尤其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虽然贵党和左派国民党影响着相当一批工农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国民党党部，但工农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已经造成很大的恐慌。这些人可能原先也向往**，但此刻却已明显转变态度，产生了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的维稳心态。”
“尤其是那些恐惧激进**的社会中上阶层，对于各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在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会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工会农会组织相对抗。”
“在许多地方，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一些工人、店员甚至是青红帮成员，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贵党和左派国民党领导的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甚至大打出手，引发了许多流血冲突。”
李大钊应道：“你确实神通广大，或者说耳目众多。这些事确实已经在一些地方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我们和国民党内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且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相信会起到缓和局面的作用。若说，凭以上这些，你就能断定国共即将分裂、大**必将失败，只怕还是过于武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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